闽东史研究：一百年前结下的历史死结（第一部

　　近百年的历史在脑海里滔滔不绝流动，此起彼伏，好像远远不能写完。自范式人1986年逝世以后，将近四十年了，闽东史似乎变得更深更重。

　　本文涉及的历史年代从1927至1934，直到闽东临时特委终结了福安中心县委，搜寻许多的资料，阅读笔记都花费大量时间，写了很久，抱歉让朋友们久等！文章很长，所以先发出文章的一部份，把历史帷幕掀开，露出真实的一角，也期待朋友们对这一部份有所批评。

　　这一部分包括对福安小组的历史定性，对福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环境里福宁区的历史溯源的深入考证，对福安小组升级为福安县委在历史必然性上的论证。以后将要完成的，是福安县委的历史真相，福安中心县委的溯源，寿宁特支与福安中心县委的恩恩怨怨，总之，将要呈现一条历史发展时间线，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等一系列权威文件将在这条时间线上，展现出来福安的有关历史情节。

　　本文必定对现行宁德历史的根基产生震动，而这个根基所涉史实，其实福建省委校蒋伯英1991年主编的《福建革命史》中已经有充分的分析结论，只是他更多地在全省的总任务、总策略方针和执行方面落笔，没有把视点落到福宁区所处的局部做具体分析。笔者将深入研究这一根基，因为宁德史的史实失察有必要加以分析论证，它事关闽东史的真正起源。

　　本文为学术研究结果，基于权威的正式历史文字资料，均有出处索引，笔者自负所有相关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闽东特委福寿苏区岗垅根据地，通往福寿和霞鼎苏区的山口，特委苏区办事处所在地甲坑村政领导与笔者在一起

　　《闽东革命根据地史大事年表（1919——1938.2）》（以下简称“大事年表”），是宁德地委史办四十年前（1984年7月）编写的编年体式的闽东史纲要，其引以为据的史料既有来自五十年代福安地委史办采集编写的资料，以及据此于文革后八十年代作过修改的翻新材料，也有一部分是文革后新征集的来自历史当事人的补充口述或亲笔文字。

　　大事年表1984年1月的第二稿参考了叶飞、范式人、曾志、陈挺等幸存于建政之后并且当了高级干部的老，参考了他们的口述历史[1]、亲笔书信和新收集到的一些重要历史文件，特别是范式人1984年4月对二稿逐句逐条乃至出处所作的认真审阅和修改的亲笔信，表达了他本人的权威性意见。[2] 正式印行前，叶飞、范式人最后又对终稿即第三稿提出了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经宁德史工作者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在内部刊行。

　　值得说明的是，范式人的某些重要意见最后并没有被终稿采用，编者也没有对那些不采用的意见作必要的相关注解和说明，只是在“后记”里表示，知道“所反映的史实仍不完整”，切盼老“提出宝贵意见，使之日臻完善”，这其实就为闽东史正本的真实成形保留了质疑的余地，间接地为采用范式人的史意见留下了将来修改的空间。循此意向，笔者必须遵照范式人一系列本人忆述和信件代表的意见，结合有关省市县委的历史文件作为旁证材料，不断反求历史的真相。

　　总的说来，“大事年表”是闽东史工作者与老一辈闽东革命家多年努力工作的共同成果，早期编者尽管出生于革命发生以后的年代，对老一辈革命家怀有足够的尊重，尽管存有不足与瑕疵，特别是对福安的历史起源，受限于缺乏历史材料或有错误认知，但该书是目前相对最完整的闽东史大纲，比另外一本1992年编篡的“宁德史资料”[3]更准确、更如实体现原始资料的精华。

　　有一本比大事年表晚8年的“宁德史资料”，如果可以把建政以前的一、二手原始资料称为经典史料，建政后对历史数据的收集采访称为准经典史料的话，那么，这本作为第三手结论的综述部份就是非经典史料，它的定稿本来有赖于对完整史的分析归纳，但是闽东史尚未成型，提前作结论何以取信？这类的三手结论，是对史认识的衍生品，必然受制于史修订而引发的修改。

　　宁德史资料对史雏形的大事年表中一些重要历史环节都采取基本无视的态度，即使存在否定大事年表的一些历史陈述，却没有提供任何信证，对比于大事年表对可能存有争议的历史事件，都在书后作出注解，宁德史资料似乎无视大事年表的注解，另搞一套无根据的事实，利用史正本尚未成型和定论，自造无源之水，添枝加叶，自行代替史正本判定史实。这本书的荒谬之处，如同一本族谱还没有写完，世代各系各支各房的关系尚未整理清楚，就把族史大纲给定稿出版了，给日后族谱的正式完成带来先入为主的混乱。

　　闽东史，如同在闽东革命斗争时期整体的族谱。以夹生的资料来规定族谱的正本，使族谱的正本受制于半生不熟、带有偏见的资料，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不是“实事求是”，而是“以是求实”，以主观先验的意图或者结论，以主观标准对史料进行取舍，违背了史的实事求是原则。

　　宁德史资料中植入的含有错误信息的表述和无依据的改写，成为制导第三本书《中国福建省宁德市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宁德一卷）的原则，将非经典史料充作经典史据，以部门既定的史观，不是执着于史证一致，而是把与史资料的强制一致，作为宁德一卷的原则定调，违反实事求是治史原则，其结果是否定了前辈员们参与的历史进程的亲身陈述，凸显了的晚辈对闽东史真相“有理无据”的否定，这既是对闽东的革命族谱的大不敬，也是对史研究质量的专业降级。这种做法当然与官僚主义作风有关。听说有关部门已经决定各地史资料要进行修订完善，希望宁德市及下属县市史研究部门能有机会及时工作。

　　三本书关于福安历史起源的叙述各有异同，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疑问，根据第一性原理，福安形成的真相是解开疑问的关键。

　　本文意在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福安和寿宁两地的历史相互关系，做一次切近真实的解密，因此，笔者对以前研究结果的相关内容做一个简述，：

　　一，叶秀藩烈士和他创建并领导的寿宁特支在寿宁居于首位的领导作用，尽管为范式人一贯强调，还是遭到几本“正本”的否定。他在福州求学期间的革命活动和他对闽东史中其它地区的革命贡献也或被降低或被抹除，似乎是为了托高福安县委在闽东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二，寿宁在闽东革命斗争史中的部份史实，在现行各地“正本”中出现内容不实的添加、删改和歪曲，如编造1930年底的范浚出狱，随即被市委派往寿宁去发动农动，甚至别出心裁地假造一份范浚烈士的“”以搞乱寿宁革命历史；将寿宁特支”不被承认的“剩余员临时组成的集体，假造为直属福州中心市委的“寿宁县部”；以范式人完全否定的离队人员王陶生编造的历史证言搞乱岗垅地区的真实革命史，编造柘洋苏维埃政府的虚假成分，编造成立寿宁县委的历史真相；“擦除”特委苏区办事处实际领导下坚持斗争的福寿、霞鼎等历史上均称为苏区的苏维埃政权，”擦除“”临时特委委员、闽东苏维埃政府新任叶秀藩坚持岗垅苏区斗争、制定向闽浙边区发展苏区的战略决策，等等等等。

　　三，福安县委在接管寿宁特支、向中心县委过渡的过程中，通过发起内斗争，排斥叶秀藩、范浚，扶植与詹如柏结拜兄弟后发展入的原民军小首领范铁民，诱骗并暗杀范浚，全面接管了寿宁特支开创的、已经通过农会和红带会举行农民暴动、正在不断扩大农运成果的全县工作，将领导权交付予不够成熟、缺乏管理经验和规模作战经验的范铁民，结果是寿宁革命高潮毁于一旦。现编史表述中存在的“突出福安、贬低寿宁特支”的史实偏离，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当年内的不良倾向。

　　四，福安县从起源到发展是闽东史的核心问题，所存疑问甚多。笔者已经讨论过 “福安小组”这一历史事件不可能发生；也讨论过“福安县委”派人带两个外的“民军”首领，在城市暴动为主导路线的特殊时期，本县农动尚未起步，却要远到寿宁去发动农动的虚构故事。实际上，有关福安的许多不实信息，都经不起的历史文件中福建和福安的历史背景、系统以及人物成长等相互关联的分析和验证。

　　以上几项研究，虽因篇幅原因未及深入探讨，但是那些在不实信息中已经成形发话的历史错觉正在提示，福安县早期活动的现有表述，在成立和活动时间上超前于的历史形成，在覆盖地域上夸大了当时的工作范围和成果，在指导思想上的表述也超出了农动斗争水平的真实历史形态。

　　因此，有必要针对寿宁革命和福安革命两者之间一直显得错综复杂的历史谜局，选择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福安的起源入手，依靠对、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现已公开的历史文件的系统研究，对照宁德一卷借以写史的非经典史料的错误，去否定宁德地区史资料中存在的一些关键性错误表述，从而找出历史原版与其编写版两者之间所显现的历史歧义，逐步解开寿宁和福安之间百多年前以鲜血和生命留下的死结。

　　福安的最初骨干成员，后来都牺牲于内战时期的残酷对敌斗争中。据笔者的了解，活下来而没有叛变的早期福安籍员，1928年在北京入的郑眠石是福安早期革命家的突出代表，也是福安史的关键人物，他是福建省委第一次承认的福安县委的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31年任福安县委委员，1939年任河南省委宣传部长，1941年由派到新加坡和印尼从事华侨工作，1957年回国，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1959年被批判斗争，意外离世）；苏明德（缪邦镛），1928年在北京入，1929年随小组回福安举办过暑期义校，对当时的福安人民的革命觉悟有过直接了解。这两位在革命历史中地位都高于本地领导人马立峰、詹如柏等，本属于福安史不可忽视的历史重点人物，他们也留下一些宝贵的回忆资料，但是有关的史正本均回避二位革命前辈的历史忆述，似乎是害怕干扰既定的史编篡思路。

　　能在本地存活，后来能够作出回忆的原员和革命团体成员，大都曾有失联、、叛等自新、投敌、变节或脱离的经历，笔者认为，根据叶飞1957年3月《在福安地委扩大会议上关于闽东斗争历史的报告》中对自首人员的三个分类，即反骨头，软骨头和硬骨头，相当准确，具有历史的同理心，可以帮助鉴别有关人员的回忆材料的可靠性，他们既是对信仰，也是对人格人品的分类，有时，回忆的可靠性可能会受到身份变化的质疑，但也可以作为历史举证的另一类来源，经过认真验证的资料自然可以为证。不过，从宁德一卷中所用的叛徒、变节和人员的口述或史例来看，如果要作为可信史证，则有关人员的历史问题必须通过鉴定，特别是当同一事件已经有的领导人作为主证的情况下。这一类的典型案例比如有王陶生和任铁峰。

　　查看当前各种与闽东有关的史文本，福安的起源和发展存在着明显的疑问，主要的表现是一些历史信息存在细节模糊不清，放在大背景下则出现矛盾，经不起考证，以及一些“后历史”手法编写时所作的加减乘除等不合逻辑的“推陈出新”。

　　福安县的发展过程在表述上的不确定性，根据时间线和规模，分别在以下四个单元存在。

　　（一）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加入福州地区革命外围。据宁德一卷，1928年夏，马立峰、张志坚、郭文焕、范浚、叶秀蕃（应为藩）等在福州加入中国的外围群众反帝大同盟，陈铁民、郭济惠等则加入另一外围革命互济会[4]；

　　（二）福安小组。据说，1929年3、4月闽东小组由福州市委军委张铁（张立）在福州西湖成立，其主要工作是在福州搞学生和城市运动，在福安搞市动；[5] 同一单位却被分置福州和福安两个地区端点，由福州市委跨地区遥控；

　　（三）表述中福安小组“升格为”福安县委，成立时间互相矛盾，至少有过四次各不相同的官方表述，依次为1929年8月，1930年下半年，1930年7月，最后宁德一卷落在1929年8月。对于这种自相矛盾，必须解开福安、福宁区与省委的关系来发现真相；

　　（四）升级为福安中心县委的时间点也自相矛盾，至少有过四次各不相同的表述，成立分别是1931年春，1931年8月，1932年10、11月，1932年11月，最后宁德一卷落在1931年8月，明显抢在历史前面成立，这个时间点的现有表述搞乱了寿宁特支与中心县委的历史相互关系。

　　1，1959年福安地委史办原版《福安斗争历史概况 1927-1949》。

　　2，1984年宁德地委史办原版《闽东革命根据地史大事年表1919-1938.2》。

　　5，2022年宁德市委史办《中国福建省宁德市历史第一卷1926-1949》。

　　四个单元的历史时间相互之间的混乱反映出各次编写对史实认知的混乱，应该逐步拆解分析各个史单元，根据历史逻辑的内存环节，去伪存真，通过找到历史的逻辑链接去发现真相。

　　有关闽东史的上述四本书都认为，1928年时的外围革命团体“中国反帝大同盟”和“中国济难会”在福州和福安已有活动，福安和闽东进步青年参加了这些，人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先进思想和革命理论的准备，建立了所谓“福安小组”1929年春得以成立的员个人思想的发展起点。

　　但是，济难会和反帝大同盟在1928年并没有在福建，特别是在福州成立和开展任何活动。查两个的成立时间有先后，有关的各地史文本中都颠倒了它们在福建的成立年月和顺序，讲述反帝大同盟成立在前。但历史事实是，济难会最早成立。

　　济难会。根据历史资料，中国济难会成立于1925年9月，是创建的救济革命者及其家属的群众性。1929年决定济难会独立，11月在上海秘密举行济难会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制定了《中国革命互济会总章程》。[6]

　　济难会的主要工作是募集捐款救助被难的员和革命者，是领导的秘密团体，意义比较隐蔽，虽然早已提出要求，但是对于大革命失败不久才组建的福建临时省委来说，执行的确十分困难。

　　1927年底临时省委陈明向报告，“福建的一向是在风雨漂摇状态中，的领导机关未曾很健全的工作过，亦未曾得经常的切实指导与帮助过，所以的基础可以说是很不稳固，”陈少微同时诉说拨给的工作经费极其短缺，给福建济难会的月费仅有一百元，表示“区区此数，只够设一机关一人生活及来往交通调查就完了，济得什么人的难呢?”[7] 由此可见当时福建的济难会工作不仅举步维艰，而且因经费短缺无法开展济难工作。

　　直到1928年8月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时才正式通过的“济难会工作决议案”，第一次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而在此之前的7月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文件，甚至都没有提到过济难会的存在。

　　一个说明，福建临时省委分别在七月初和八月底召开过两次全体会议，通过两套决议案，成分和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尽管第二次会议也是正式省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对于省“一大”的第二套决议案实际上取代了第一套决议案的事实，史上至今没有清楚的表述，史中闽东革命的起源也受到这种模糊表述的影响，也出现了实质性的错误。简单地说，1928年7月3日在漳州白水营召开的福建临时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第一套共六个决议案，本文称为有关的“旧决议案”；1928年8月26和27日在厦门召开的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福建“一大”），通过一套共十个决议案，于10月发布。本文所称8月或10月决议案，均指第二套文件，也称为 “新决议案”，以示区别。

　　1928年7月扩大会议的议决案中没有济难会工作，8月的紧急代表会议才新增加“济难会工作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了可行的任务和方面的规定，随后全省几个地方就开始了工作。1928年12月9日福建省委给的务报告中提到，“济难会工作较有进步， 尤其是厦门对于方面，己有相当的发展。福州、漳州、莆田等处，己开始了。”[8]

　　可见，福州的济难会12月才开始。总之，历次史版本里如有各地革命青年们包括陈铁民、郭济惠和其他人在1928年参加革命互济会（前称济难会）的说法，是超越历史条件的不实信息。

　　济难会在福州的历史如上述。看来以往的闽东史研究者没有考证和辨别济难会(革命互济会) 和反帝大同盟的成立时间，没有理清二者与和地方部的关系和在本地创立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一些自己不想采用的信息采取舍弃的态度，比如郑眠石回忆“郭宣愉说马立峰1929年加入互济会”的信息是符合历史时间的，却被舍弃。郭源说“据我知道福安开始革命是在1929年春天，没有1928年那么早，由于一直存在历史逻辑有意无意的被错位，闽东史中一直坚持1928年就有众多进步青年在福州和福安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而反帝大同盟其实也是1929年8月才在福州成立。

　　1928年在福州参加革命活动的闽东革命青年中也有叶秀藩和范浚，他们是当年9月入学福州第一高级中学的。由于宁德一卷里回避记叙叶秀藩在福州的早期革命活动，却“画蛇添足”了一段假造的范浚“手书”，进一步提供这两位寿宁进步青年在福州参加反帝大同盟的错误信息，对叶秀藩和范浚当年的革命追求和积极行动构成不实的陈述，1928年他们当然不可能参加还没有成立的反帝大同盟。

　　反帝大同盟。有关资料证明，1929年7月，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地方。

　　根据福建的历史文件，1929年1月10日福建省委通告第十四号以反帝工作计划为主题，在各种运动背景和性质的分析之后，只是笼统地要求各地，在当地已有反日团体存在时，即领导群众加入那些团体的活动，而“确有广大的群众时，可以显明的革命的反帝团体”，但是对如何何种形式的反帝团体没有具体规定。[9]

　　5月12日省委通告第廿四号明确提出要领导反帝运动，但是重点仍然在推进群众的认识，扩大的影响，加紧反帝宣传方面，也没有具体的方案。[10]

　　6月25日《局工作报告纲要》批评“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都做得很不充分”。[11]

　　7月2日福建在《目前的主要策略与今后工作总方针开始》在文件中，提出“要注意单独号召与发动反帝运动”的工作思路。[12]

　　8月6日福建省委指示福州市委，“在群众中应组反帝大同盟，以便指挥其工作”。

　　8月13日省委所在地的“厦门反帝大同盟筹备会”为中东路事件发布宣言，宣布反帝大同盟。[13] 为福建首先建立的中心城市反帝。

　　8月17日省委罗明巡视福州工作并召集市委临时会议时，“专讨论中东路问题，决定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工作”，除了“专负中东路事件”的行动委员会之外，罗明要求“在上则反帝大同盟，反帝大同盟支（部），把所有接近的群众，介绍加入反帝大同盟”,“各支部反帝会，限25日都成立，28日以前由各支部领导反帝会举行代表反帝大同盟”。[14] 从反帝会到成立反帝大同盟，省委限定在三天之内，可见各支部任务的紧迫。由此可证，继反帝宣传工作的广泛开展，福建先后反帝大同盟，福州的成立时间是1929年8月28日。1930年8月5日省委决议进一步要求， “各地要建立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大同盟来执行这一工作，特别是厦门福州二地反帝大同盟工作的建立”。[15]

　　《福州革命史》也说，“1929 年至193O 年，福州的外围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相继成立。”[16]

　　小结。从时间上来看， 1928年在福州参加领导的济难会（革命互济会或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是不可能的，如果有历史溯源的必要，史专家们可以重新探求在此之前的其它进步青年和革命团体，比如福安最早加入的前辈郑眠石和苏明德，他们对引导家乡的年轻人投身革命的宣传、教育和鼓动都有所回忆。又比如福州有员的“平民社”（又称贫民社）、平民学校等。[17]

　　既然革命互济会1928年在福州刚刚开始，反帝大同盟最早1929年8月在福州成立，在福州求学的闽东青年又不可能在1928年既要提前加入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又要加入，那么，在1929年受命组建福安小组，就显得太过迅速，尤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个人入需要的思想引导，在学、思想成熟和斗争考验方面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准备，非几个月的互济会活动，就可以成熟到面对和统治者的屠刀而义无反顾。

　　关于1929年 春或3、4月或7月，在福州西湖某人家中或者在福安会馆里，福州市委成立福安小组的历史情节，据说是福安首先在福州建的起点，可是从章的规定、管理体系的相关性、小组成员和会议主持者的员身份来看，充满了疑点，这一史实应该加以仔细考证。

　　福安籍的郭源曾经有一段关于1929年福州进步团体小组的说法。郭源1928年至1929年都在福州，但是否认福安革命1928年就有革命活动，他说1929年在福州电影院工作的员王调勋（后叛变当特务）在福州搞了一个“平民社”（的外围，有文件也称为贫民社）。据郭源回忆，“郭文煥、陈铁民、張志坚加入了‘平民社’,以这个形式回福安开展工作”。[18] 与此类似的是，张志坚回忆他和这三人加上马立峰一起，也在1929年建立了市委的闽东小组，

　　关于章里关于小组的存在时间。最早出现被称为“闽东小组”的信息来源只有一个：张志坚1957年9月的个人回忆。原文是，“1929年3、4月间我和马立峰在福州加入，不久郭文焕、陈铁民也来福州参加了。当时福州市委张XX，在福州西湖（也可能在郭双惠家）开了会，参加的有我和马立峰、陈铁民、郭文焕等五人，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闽东小组”。[19] 郑眠石同年12月访谈中指出“闽东”的称呼不对，因为成立苏区以后才有闽东的叫法。[20] 这个说法首先被1958年12月的《福安斗争历史概况》所采信，闽东小组在材料中改称为“福安小组”。

　　不合常理的是，按照张志坚所说，一个没有支部但由福州市委直管的4名员，人数已经可以组成支部，却只成立小组，并且两个在福州搞学运，两个远派福安县城搞市动，他们还能很快在福安的各地乡村建立支部，到民团、商团、警察和海军陆战队中建立支部，能通过四个月的快速速工作，到8月就成立了一个当时上级文件中从未出现的福安县委。[21] 这种奇迹般的工作进度，看来考证工作过于草率，因为没有考虑到残酷斗争环境里统治者的和破坏。

　　1922年7月“二大”制定第一部章，规定“凡有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初建时，小组为支部的基层。

　　1923年7月“三大”通过《中国第一次修正章程》， “凡有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不满五人之处，亦当有”，小组仍然是支部的基层。

　　1925年2月“四大”通过第二次章修正章程规定，“凡有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大会《对于问题之决议案》：“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一小组’应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支部’”，取消小组，开始以三人支部。

　　1927年6月1日局会议通过《中国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再次表明“支部是的基本”。

　　1928年1月21日福建省委扩大会议问题决议案，制定各级整顿的具体办法，出现小组组长的职务但没有规定小组的构成成份。

　　1928年7月“六大”通过的章，重新确定“的基本是的支部，如有员三人以上的地方则成立新的支部”，从此不再有小组的形式，直到今天，员3人以上成立支部的规定再也没有变过。

　　1929年3、4月时，“六大“已经过去8个月，缺少市委成立一个跨区小组的可信理由。

　　其次，参照《福州革命史》中关于1929年在福州的活动历史，参照福建省委或者福州市委当时的工作计划和会议报告，都没有关于市委成立过工作范围横跨福州和福安两地的福安小组，也没有这个小组4个月在福安建立许多支部，8月直接成为县委的文字记录。[22]

　　在张志坚的回忆同期，1929年3月8日的《福建全省工作报告》中，说明1月开始，福州市委遭遇两次事变，机关被破获、被捕，“以致到现在工作还没有一点成绩”，5个常委只有3人参加工作，“实际上市委很不健全”。市委的“支部只有三个还是勉强编成”，它们是，一个3人组成的无工作的电报支部；一个3个小学教师组成虽然开会但没有做工作的马鞍支部；还有一个2学生、1小教和2苦工组成“只有研究研究的工作如（而）已” 的城内支部。其它造船厂支部、大木支部和工程队支部“因各种原因，无形中解散”。市委的总共十九人。[23] 按照一般的史常识，福州市委处于本地工作涣散软弱的状态，能够插手福安的建工作，是不合逻辑的。

　　再次，正式员的真实数量。马立峰、陈铁民、郭文焕、张志坚四人中，至今只能确认1929年时马立峰是员。根据临时省委常委、代理部长苏阿德（苏达）1934年11月给的报告，马立峰“1929年在福州入”，可见马立峰确为员，但1928年尚未入。陈铁民的籍，可以根据1931年2月邓子恢给的信，陈此时是县委，肯定是员，但是1929年春天陈是否已经入，还需要其它旁证。张志坚1957年的回忆中没有涉及自己1928年的入过程，作为这个特别小组的成立时间、地点、人物的唯一证人，作为四人里唯一存活的当事人，存在历史认证的若干疑点。

　　又次，郭文焕。郭文焕是福安县的早期员，坚持斗争到1939年被捕，大约在1940年牺牲。笔者所能找到关于郭文焕入时间的最早资料，是福建省委常委、部长范式人1941年4月在延安所写的《福建省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在全省统战工作干部名单中，有“闽东特委统战部长郭培文，男，41岁，1932年入”的文字。郭培文即郭文焕当时的化名。根据范式人的这份报告，郭文焕1929年春天尚未入，最多可能属于。

　　再其次，张铁参加并主持小组成立会议。几个有关文本的表述都采用的张志坚回忆，说福州市委当时派出上级领导“福州市委张XX”（后来的史文本中认为是化名张铁的张立）参加主持会议，但是不仅福州史没有这次会议的总结，而且张铁的回忆文字中也从未提到自己曾主持这次建会议。更重要的是，福建省委部长范式人1940年4月19日提交的一个干部报告里说明，张铁1930年入。因此张铁1929年不可能参加市委的领导工作。[24] 这说明，即使福州市委真的坚持违反章组建一个跨区小组，即使与会的四人均为员，这个既未入也不承认参与这次会议的现场证人，最终足以否定曾有这个小组的建立。

　　最后，也在1929年春天，福建省委在3月8日向提交《福建全省工作报告》，全省共2个市委（厦门市委兼省委、福州）市委，15个县委，5个特支，1个区委，福州市委处于不健全状况，福州没有下属领导任何一个外县和工作。[25]

　　小结。从章规定看，从组建福安小组的员身份和相关背景看，从历史大环境中福州史和福建史的发展时间线看，从的有关历史文件和报告看，最重要的是员身份和会议主持者的身份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因此1929年里的任何时间组建这个跨区小组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历史的误读，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与错看了历史资料的重点有关。小组能够跳级为县委，在福建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例。因此，要对福安必有的上级委决定的背景进行调查。

　　现行的有关闽东史的各种文本，均引用1928年7月3日《福建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文件》各决议案中的有关内容，以这个时间点作为福建省委开始部署福宁府（后称闽东，或福宁五县）革命发展和工作方针的开始。

　　真实的历史是，福建临时省委在7月初的一天会议之后，因会内存在严重分歧，向紧急报告会议情况，8月底省委再次召开巡视员郑超麟主持的3天会议，两会之间有着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故事，其中福建临时省委军事科工作的赵亦松（又称赵一松，时任漳浦代理）[26] 有突出和激进的表现，而两会所作的决议案虽然有着大体相同的决议案，但内容完全不同。此次议决案中第一次提到闽海道内置福宁府的计划，而闽海道的中心是福州。

　　7月临省紧急会议时，原省委陈子侃（陈祖康）叛变革命，省委常委张余平被严重怀疑，敌人和叛徒企图破坏会议，会议中断再开，情势十分紧张，参会的省委委员们也发生内部分裂和激烈的意见冲突，根据赵亦松的另一份向的报告，会议上曾决定开除省委、常委罗明等人职务，对省委全体警告，将提出的批评全部上交，由省委答辩。[27]

　　会议最后决定赵亦松代表临省紧急会议前往报告。赵亦松动身后，临时省委非常担心赵可能以个人成见谎报省委意见，又派交通王秋莲携省委书面报告兼程赶去上海局，称省委只是派赵亦松向报告此次紧急会议的经过，详述陈子侃叛变原委，并报告说赵在紧急会议前，曾攻击省委并煽动推翻省委的活动，省委第十次会议已决议对赵作出书面的严重警告。强调“赵如有其他议论，均非代表省委望注意”。[28]

　　赵亦松的报告和临省另派交通王秋莲专送的一批书面报告，使认识到临时省委内部的危机和福建问题的严重，由于“六大“福建代表团向要求，需要一个应付问题比较有经验有理论的在省委工作，特别迫切要求派郑超麟回闽工作，[29] 因此任弼时亲自找郑超麟谈线日派出郑为巡视员，携带的书面批评信，从上海赶往厦门，8日到省委机关。郑超麟与各地部负责人谈话调查，并亲自到石码和漳州观察各方情形，决定必须召集全省会议，最重要的理由是“福建一直要求召集一个全省代表大会，重新选举省委取代临时省委”。[30]

　　这次会议正式选举并成立福建省委，因此也称其为福建省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正式的领导成员和架构，重新通过一套新的决议案，在新的领导集体下开始了新时期的工作。7月扩大会议的各项议决案被完全取代，整体工作有了不同的安排。

　　比较七月和十月两批文件，（十月文件为8月底通过）特别是七月文件的《农动决议案》和十月发布的《农运工作决议案》中涉及全省工作分区的决定，有着以下变化。

　　七月旧方案所制定的各区农运工作方针，把全省划分为五个工作区域：闽西，漳属、厦门道、闽海道、建安道。五区中，第一次提出设立闽海道，中心城市是福州，下属福宁府（即福宁五县）和福州周边外县（闽清、永泰、连江、长乐、古田），要求通过日常斗争扩大和群众。

　　十月新方案在新的五个分区划分方案里，对旧方案曾经拟定的闽西、漳属、厦门道、闽海道和建安道五个分区作出变更，取消厦门道，增设泉属区，保留闽西区和漳属区（漳州、澄码、漳浦），取消建安道，增设闽北区，取消闽海道，增设福州区，提出的福州区工作范围排除了福宁府和周边外县。[31]

　　因此，目前通行的史表述，只强调省委1928年7月曾有计划设立福州为中心领属福宁府的闽海道，但是选择性地遗忘8月省委决议案里取消了闽海道的最终决定，自愿以旧决议案作为历史发展的正本，回避忽视新决议案的真实史意义，结果是在表叙中打乱了史原有的发展进程。[32]

　　如果对比7月 “问题议决案”和8月“问题决议案”中关于福宁府工作方针的变动，就可以看到福建省委对福宁府工作意图的明显变化。

　　7月旧议决案承认“福建的已到了一个绝大的危机”，对危机的来源做了问题分析和自我检讨，但在各级部的如何改造、清、建立支部、的秘密化、训练工农干部、的民主化与集体的指导的关系、发展新的等需要明确指导的方面，多是不成系统的表述和一般的解释。

　　郑超麟主持起草的各项新决议案，体现了很强的能力，理论能力和工作经验。8月新的决议案，将目标明确为的改造，直接提出“如何使的能够执行在福建的历史使命”这一根本要求，与旧决议案空泛地表示“彻底改造各级部”不同，新的决议案明确制定清楚可行的量化方案，以执行能力和质量提高要求省委、县市委改组和健全的方案，详细规定机构和人事的职责和工作方式，具体到如何健全省委，健全县市委，健全省委与各县市委的关系，在省市县干部的培养问题，宣传训练问题，秘密工作问题，提拔工农问题，民主集权制度问题，省委与各县市交通问题，制定支部工作大纲等，从上到下都做了明确的方法规定和指导，特别是针对支部所制定的支部工作大纲，对基层工作规定了细致的各项内容，直到必须的报告制度。

　　对比之下可以看到，新的决议案针对临时省委现存的危机从核心问题入手，提出相互关联的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次工作布局调整的原因，根据郑超麟的会议报告，是依据交付的对福建工作的书面批评，大意是，A，职工运动没基础，也无计划去进行；B，农动走错了路，农民没有普遍的要求土地和政权，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暴动，落后的农民意识表现的尤其厉害；C，士兵运动客观环境很好，但也没有进行；D，各地工作没有相配合相适应；E，各地革命的力量，工、农、兵没有相配合、相适应；F，松懈。

　　如果说福建的工运、农运、兵运、各项工作配合均差强人意，加之松懈，则说明郑超麟和新省委决定暂缓农动的发展布局与此有关。特别是此时要求福建工作的重点，是布置一个闽南割据的前途（包含闽西以及兴化与仙游），甚至连闽西的工作地位都不及割据闽南重要，福宁府不列入新的工作布局之内，就符合了当时的要求。[33]

　　小结（1）。1928年7月关于闽海道以及福宁区的农动工作方针以及发展三都澳工人运动的决定，在8月省“一大”的议决案中都被取消，10月发布的农运工作决议案中已经没有闽海道。[34] 因此， 在省委未来正式授权之前，福州市委不可能对福宁府的建作出任何安排。

　　对以上两次省委会议决议案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承继的认识错误，导致闽海道、福州区和福宁区的相互关系至今没有在闽东史中辨析清楚。福州革命史也回避了省委“一大”对福州工作的意义和影响，因为福州市委当时的工作状态的确乏善可陈。唯有福建省委校蒋伯英主编的《福建革命史》对两次会议的历史上下文关系，作了清楚完整的分析、评价和性质认定，论述了8月决议案所代表的福建史发展路线的具体意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阅读《福建革命史》（蒋伯英主编）第三节“成立福建省委·贯彻的‘六大’精神”，251~258页）。

　　从省委“一大”的二次区划相互之间的前后关系来说，1928年8月省委正式决议案取消闽海道的区划，留下福州区，不提福宁府。到1929年7月福宁府再次出现，已经是省委直属的“福宁区”，与福州等五区平级，但互不隶属。

　　至1928年12月31日，福州市委仍然没有扩大工作区域的计划，只是费很大力量维持几个“不生不死”的支部，而农运工作则遵照省委的工作方针，只有长乐的玉田和福州近郊的义屿，在福宁五县没有任何活动。[35]

　　1929年3月8日，省“一大”已经结束半年，福建省委的系统是全省共2个市委（厦门兼省委、福州），15个县委，5个特支，1个区委。福州市委处于不健全状况，没有与之关联的外县和工作。[36] 省委工作报告里没有福安存在的内容。

　　1929年5月，福建的策略仍然强调城市工作的地位，“城市工作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工作的中心，福州、厦门、漳州的工作，应该站在第一重要地位”。[37] 对农村工作虽然有所要求，但主要强调闽西斗争和朱、毛红军来福建对农动的影响，通告完全没有提及福宁五县的农村工作。

　　即使1929年5月14日的《福建省委全会决议》，对本省农动的斗争情况作出全面概括，仍然是仅有闽西、闽北、漳属、泉州、莆田四个地区，没有福宁府，连福州郊区的农动都没有出现。这也说明从上一年8月至此时，省委一直没有决定在福宁府开展工作。[38]

　　1929年7月2日，福建省委真正把战略眼光投向福宁区。省委一份文件（原件缺第一部份）名为“目前的主要策略与今后工作总方针” 的第二部份，提出的主要策略是，从斗争中去加强的力量，去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总暴动，推动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省委的这份文件决定全省工作区域的布置：厦门、福州、漳州三个全省城市经济中心是全省工作的中心，三大城市和闽西的工运工作和准备全省暴动的工作也都是工作中心。[39]

　　这份文件开始把农村斗争列入工作重点，对福建各县工作布置，从以前的五个区变为六个区，除厦门在省委直接指导之下外，其他各县划分为：（1）福州区，（2）漳州区，（3）泉州区，（4）闽西区，（5）闽北区，（6）福宁区。“福宁区以福安为中心，福宁府各县属之。此区目前工作先要注意发展福安、福宁三都澳等重要地方的，为开辟福宁区工作的基础”。[40]

　　这一工作分区的布置，首先说明1929年7月3日（而不是更早）省委才开始把福宁五县的工作纳入计划，而福州区此前对福宁区并没有地域管辖权，根据管理规定，只有省委才能决定向福宁区各县派出员；其次说明新增的福宁区与其它五个工作分区平级，由省委直管，省委计划设福安县为中心城市，福宁府各县的工作都属于福宁区。

　　福宁区工作的首次建立，此前此后福州市委都不能向福宁五县派出员，因为这个权限一直在福建省委手里。当然，已经入的闽东籍员有各种机会回乡，但有自上而下的严密，有铁的纪律，无指定任务而自行建立等于破坏的统一领导，所建也不会被承认。这些都已经是的历史常识。从目前公开的的历史文件来看，福建省委在1929年7月之前没有对福宁五县作过任何城市职工或者乡村农运的工作布置。如果说是一个严密、统一领导的政，那么只有从1929年7月算起，福安的建才有了上级决定的发展方向和正式的领导。

　　以这个历史节点思考闽东地区史发展过程的工作关联性，就会发现目前宁德市县有些地方的史中，存在着将本县早期革命青年或者员的各种活动，置于省委设区之前的有关表述，把革命进步青年的进步活动，都当作在福州入或者福州市委派人工作的结果，不顾福州特委或者市委本身遭受多次破坏、松散软弱、自顾不暇的条件状况，不顾福建省委直接指导各县工作的历史背景，前延本地的革命历史，这些都应该根据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工作路线，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对福建的历史负责。

　　小结。始于1929年7月2日，福建省委正式设定福宁区为单列区，与福州、厦门、闽西等区域平级，直属省委领导。福建决定向浙闽边境的闽东发展，扩大农动乃至苏维埃运动的战略部署，切合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扩大苏维埃政权区域的历史要求。

　　站在历史文件证明的历史发展节点，可以推想，1929年7月2日福宁区刚在文件中决定成立，所谓8月福安小组即升格为福安县委，需要有多么大的后历史想象力才能实现呢？

　　本世纪之前均称为“访谈记录”，由于都没有现场录音条件，均经过访谈人员对采访笔记进行加工整理后编写，会出现不符原义甚至添加不实词句的现象，应该加以注意和比照其它材料加以辨别。 ↑

　　《闽东革命根据地史大事年表（1919——1938.2）》”后记”,171页 ↑

　　《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史资料》的简称，1992年出版， 以下同。 ↑

　　《张志坚介绍闽东斗争历史概况（1926~1947）》福安地委史资料办公室原版，1957.9.12；《福安斗争历史概况 1927-1949》福安地委史资料办公室1957.12.30原版； ↑

　　陈旭麓，李华兴, 《中华民国史辞典》 中国济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08: 第61页 ↑

　　1927.12.28《陈少微关于福建经费和宣传材料等问题给的报告》 ↑

　　1929.01.10《福建省委通告第十四号关于反帝运动》，《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年（上）》38页 ↑

　　1929.5.12《福建省委通告第廿四号一军阀战争形势与福建目前的策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省委文件） 一九二九年（上），221页 ↑

　　1929.6.25《局工作报告纲要》，《选集 第五册（1929）》 ↑

　　1929.7.2《目前的主要策略与今后工作总方针》，见《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下）》 ↑

　　1929.8.17 《福州市委给福建省委的信（工作和经费等问题）》 41页；1929.8.17 《福州市委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工作决议案》44页，《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福州市委文件）1927年-1932年》 ↑

　　1930.8.5《福建省委关于准备全省武装起义争取全国胜利的决议》 ↑

　　见1959.8.12《郭源介绍闽东革命斗争历史情况》，福安地委史办1959年10月原版 ↑

　　1959.8.12《郭源介绍闽东革命斗争历史情况》福安地委史办 原版 ↑

　　《张志坚介绍闽东斗争历史概况（1926~1947）》1957.9.12，福安地区史办原版 ↑

　　《福安斗争历史概况1927-1949》 1957.12.30 福安地委史办原版；1957.12.2《郑楚云介紹閩东革命初期斗争情况》福安地委史办原版 ↑

　　1929.3.8《福建全省工作报告》，《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上）》129页 ↑

　　根据范式人1940.4.19《福建有问题的干部情况报告》，“魏然（即张铁）……本人系1930年入，在福州工作，参加过福州市委，到过闽东福安、连江及莆田等地巡视过，1933年在上海被捕自首，1935年为派回福建，在自新委员会当委员。”（福建省档案馆 革资2-1-75） ↑

　　1929.3.8《福建全省工作报告》，146页，《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上）》 ↑

　　《福建临时省委关于省委二次全会情况的报告》1928.3.3，《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1928年（上）》143页 ↑

　　1928.07.25《赵亦松关于福建省委紧急和扩大两次会议情况的报告》 ↑

　　以上资料出处均为《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八年（下）》，1928年7月赵亦松的系列报告和临时省委给的报告。 ↑

　　1928.07《福建代表团的意见书》，《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80页 ↑

　　1928.8.20《元和给元光的信》（郑超麟）165页，《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 ↑

　　1928.10《农运工作决议案》 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文件 ↑

　　1928.12.31《福州工作计划大纲》，9页，《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福州市委文件）1927年~1932年》 ↑

　　1929.3.8《福建全省工作报告》，146页，《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上）》 ↑

　　1929.5.12《福建省委通告第廿四号一军阀战争形势与福建目前的策略》 ↑

　　1929.5.14《福建省委全会决议一福建现状与的工作总方针》 ↑

　　1929.7.2《目前的主要策略与今后工作总方针》6页，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下） ↑